这些天，《方方日记》引起了大家的很多讨论。我暂且先认为很多人跟我一样，在听说《方方日记》之前，根本不认识方方。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我还以为是个孩子写的日记。但这几天，我先后经历了：
方方日记外文版率先出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出版事件发表评论→方方回击胡锡进→胡锡进再次回击
至于究竟是如何回击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微博搜索胡锡进以及方方的个人微博一探究竟。我在此不再赘述事件经过。但是我对双方如何回击并不感兴趣。语言有多精妙，论点如何清晰并不是我能够解析，能够体会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身后的种种现象。
对方方的评价中，多次出现“卖国贼”
对于方方日记在国外率先被翻译，且出版，是否能算是卖国行为？我个人看来，这取决于多个方面。一是，方方是否在写这本日记之初，又或是某个时间点决定了，这本书需要出版。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消息指出，方方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版”了，也没有本人的明确言论说，这本日记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武汉有多糟糕”。确实，我们能在方方的日记里看到许多点：对某些领导的批评、对糟糕状况的描述，以及一些从朋友听来的消息。这些日记，不仅我们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墙只是单向的）。对于同一篇文章，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看，其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在单单地讨论意识形态的不同，当然这点大家可能比较感同身受（西方舆论的炮轰），还有时间轴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运用一下我为数不多的，有关“相对”的理解，我认为，现在去看方方日记，和看“最新”的方方日记（譬如更新一篇看一篇），是不太一样的。运用“代入法”，我将自己带回那个疫情爆发的时间。
我记得2月中旬，我所在的城市，深圳，大约是300名患者（相比于武汉，这当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我的家人、亲戚朋友的紧张程度，已经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不仅仅是每天需要查看人数是否增长，还要看一整天的“战疫情”特别栏目（央视新闻频道）。连电视剧都不看，并且不断购买口罩。我记得有两个星期，口罩隔两天就会进来一批。现在我家已经囤了非常多的口罩了，即使我们可能在过期之前都用不完。我觉得我们的反应已经很“激烈”了。那湖北呢？武汉呢？我可能如何都不能体会武汉人民面对封城，面对挤满人的医院，面对无法购买口罩，面对每天都更新的确诊、疑似人数，是怎样的心情。让疫区中心的人去看这个日记，他们或许能够放松点，因为方方日记把武汉的糟糕告诉了所有读者，至少，武汉以外的人可能可以“分担”这种焦虑。让我去看这个日记，当然，不是疫情高峰期（我才认识这本书不到一周）。我不能负责任地说，我会理性地看待这本日记，看看哪里是用了确凿的证据，哪里只是“听朋友说”。设想一下，我看到“护士去世”的消息时，我到底是会去查查她到底去世了没有，还是为她惋惜，为她祝福？当我看到，武汉人民在疫情初期的“惨状”，我是会去反驳说“其实各地都在支援你们啊”，还是希望武汉快点好起来呢？时间现阶段不能倒流，至少现在物理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没法回到两个月前，阅读日记，并写下真实感想。但是我能说的，我确定真实的，是我在疫情初期看到的各个医院“求援物资”时，我说不出的压抑，以及无法贡献一份力的无奈，焦急。我连自己都买不到口罩，又怎么能帮助他人呢？我还能确定的是，当我看到海外华人华侨拼命往中国运送物资时，我的欣喜，以及对抗疫早日胜利信心的增加。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好像根本没提到“卖国贼”问题，因为我上边还只是交代背景而已。不要担心，马上就要“切入正题”。
在讨论“卖国贼”问题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由胡锡进的，对《方方日记》出版的首篇评论中说的一个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个观点与我上面写的一堆文字有着联系：
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我不知道方方本人是否对自己日记的某些部分有新的回顾和感受。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抗疫的认识在最近一个多月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方方不应该是置身于这种变化之外的少数人之一。
——胡锡进
这段话中提到了，至少我捕捉到的是，日记描写的内容，大多是武汉抗疫不力，但是现在欧美抗疫更加糟糕，因此，中国民众在看日记的时候，就会多了一个参考——欧美。有了这个参考，中国的抗疫就不那么糟糕了。这样一来，日记的内容就应该是“抗疫不错”。胡锡进的意思有可能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日记这个时候上架，如果是方方做的，那么她就是有意地让外国人继续认识到中国抗疫是有问题的，而非我们一直宣传的“抗疫不错”。
乍一看，好像没问题。明明我们疫情都已经进入“外防输入”阶段，为什么还要让欧美去读我们初期的问题呢？我们不应该让他们读一读，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吗？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决定，读者是怎么理解这些内容的呢？还是那个相对的问题，你现在去读日记，可能你会觉得，为何方方只写这些惨消息，好消息不怎么写？批评多表扬少？这是不是在刻意站在对立面？2月份的武汉人民，他们又会在当时怎么想这个日记呢？他们是否会感激方方，因为方方让大家看到了一些领导的的确确有问题。另一个例子，大家当时十分关注的“领导取口罩”事件，我已经忘记车牌号了，同时期的一些冲在抗疫前线的医生的事迹，有谁去关注呢？面对这类事件，大家为何选择了“领导”，并不选择“医生”？大家不是不喜欢感人事迹，只是大家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有着“强烈渴望”，不希望看到人民的公仆在这个时刻，以威权的方式，劫走了普通人的口罩。换句话说，大家特别“爱国”。至少这是一个方面。这错了吗？这没有错。
同样地，我们无法决定西方将会怎样理解，更具体地，怎样，在中国抗疫中后期，欧美抗疫前中期，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读一个中国抗疫前中期的，对当时情况描述的日记。西方的价值观大概率会给整个日记定下一个基调：这是真话，为数不多的真话。为什么呢？我估计是因为其中对政府的批评，还有对惨烈情况的描写。西方希望使用这本书，告诉西方读者，中国并不应该因为只有8万多病例而被定义为成功的抗疫，他们前期同样糟糕。从糟糕中，西方可以加入惯用词，譬如威权，譬如监视等等。或许他们都不用多说，因为主流西方媒体在每天的报道中都会加入这些词语。西方的民众可以说已经带着条件去读这本日记了。说句可能夸张的话，或许某些西方民众感受到的是惋惜，因为中国人民在疫情期间，不仅生活在威权下，处处受到监视，还有“封城”的限制。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去对线，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封城是为了控制疫情，没有威权……”，在我看来这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西方还有“洗脑”理论，也用了许多年了。我们大概率只是被洗脑的，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罢了。我的猜测，方方如果写的表扬与批评，即使是46开，或许也不会被这么快出版了，因为这可能不太有助于既有观念的加深：诶！中国这不做的挺好的吗？
方方写的有问题吗？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她写的比较主观，而是她用了些没有证实的消息。日记写的充分客观，那还是日记吗？那读起来可能是冷冰冰的文章而已。在文章中惋惜，愤怒，无奈，遗憾，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举动。如果有这么一篇日记，非常消极，每天都写病例增加，自己很悲观，领导无所作为，丝毫不提各地对武汉的援助，请问他是否在思想上出现了偏差？没有，日记体现的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不是整个城市的人。方方认为领导行为不当，当然没有问题。这年头质疑领导的还少吗？我那段时间每天看微博，很多都是讲医院不收病人的事情，然后说医生收的是领导的子女等各种的不满、抱怨。方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湖北作家协会前主席。她的日记，如果公开放到了网上，大家都能够解读日记。它可以是“无数谎言中的真话”，因为你在之前没看到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讲的是领导作为的问题。你会欣赏她。它也可以是“无数谎言中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就是她口中的那个“死去”的护士的亲人。你可能认为她使用了这名护士作为一个煽情工具。她就是个骗子。如我所说，我们无法决定一个读者是怎样解读这个日记的：把它当做日记，还是当做“报道”。
《方方日记》可能成为一个炮弹，但是方方没有提供这个炮弹，至少她提供的，只是炮弹的一小部分——可能是一块铁。西方将铁加工成了炮弹，他们说，铁为什么不能加工成炮弹呢？我们质疑方方是“卖国贼”，就如同问：为什么你要给一块铁给西方？
为什么不能呢？铁可以加工成很多东西，但是西方愿意加工成炮弹，打向中国。我们的指责就如同那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其实我们的言论，许许多多都可以是这块铁。只要你承认中国某些官员是有问题的，那么西方就可以说：腐败、权力……即使你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西方长期的宣传下，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么一来，就变成了，你只要说中国不好，你就是卖国贼了。所以，说方方是“卖国贼”，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对的地方。这大概率是在某些自媒体的煽动下，出现的不良情绪。
这颗炮弹把中国怎么的了？
应该这么理解：这炮弹吃你家大米了？这么大意见？
其实我一直认为，就像我上面说的，有没有这颗炮弹，西方总能给你找一颗出来。虽然我刚刚批评了一番胡锡进，但是它有一个观点我还是认可的：现代媒体是西方传过来的，我们必须要将其中国特色化，才能用好。但是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特色，自己人不买账，西方也不买账。
自己人不买账，在这次疫情里，体现的也比较多。
第二部分，我想歇一会再写，可累死我了。